【电商】代购之死

    代购之死

如果条件允许，留学生马小寒很想用手机拍下2018年12月13日早7时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的情形。

当时，她正由巴塞罗那经苏黎世中转回国，一落地就遭遇了“原因不明的排大队”：两台x光机都处于工作状态，行李箱、背包、提包都得过机查验，只要屏幕上出现“排列整齐的块状影像”，就被要求进行人工查验。

或许是还没到上班时间，执行操作的只有两个海关工作人员，被查扣的物品却已经在他们面前的桌上码放成2米长的小山。

“大概有1.2米是装在防尘袋里的欧洲名牌包，其余的都是化妆品，比如十几盒一组的阿玛尼粉饼。”据马小寒形容，那张桌子密集展现了她对奢华生活的全部想象，“像看昆汀的cult片一样魔幻”。

久居海外的马小寒并不知道，

9月28日夜，一场类似的严查在相同的地点发生：一个起飞地为韩国的航班有上百名代购排队补税，化妆品、护肤品总补税额以万元计，更有随身携带总价178万元名表的男士在海关办公室下跪求情。“感到很困扰”“算了吧”……事后提及这场“血洗事件”时，亲身经历过的代购都不愿再复述细节。

海关查控收紧，被看作《电子商务法》（下称《电商法》）生效的前兆。这部于2018年8月31日通过、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法律在代购圈中掀起巨大波澜，也宣告了依靠出境“买买买”快速赚钱的时代即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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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在美国洛杉矶给女儿当phd“陪读”的金莉就从朋友圈里嗅出了某种微妙氛围。

“发广告的明显少了很多。当你表达对某种商品的兴趣时，大家的回复倒都像往常一样热情而迅速。然而不会有人再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是代购——‘只是比较懂’‘早不做了’，或者就是嗯嗯啊啊地含糊过去。”

两年前，女儿的同学找到金莉，希望她“帮忙带一些蒂芙尼首饰给国内的亲戚朋友”。跑了几趟后，她发现“亲戚朋友”的邮寄地址各不相同，便猜到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不过联想到女儿在海外读书的不易，她也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可是现在代购的性质似乎发生了本质性转变——不只是‘灰色地带’，而是在法律方面‘碰线’了。”

金莉的感觉是准确的。根据《电商法》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纳税，代购、朋友圈微商等被纳入监管对象。

“最直观的感受是门槛一下子起来了。如果拿《电商法》的要求来比照目前代购圈的通行做法，简直处处雷区。”兼职代购的留学生张天舒说。

张天舒注册了一个公司，寒假一到，她就会从美国飞回中国办理相关手续。《电商法》通过审议后不久，她收到了自己店铺所在的海淘app发来的内部公告，称今后只有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才能获得运营资质，否则就将强制关停店铺。和许多尚不能决定去留的同行相比，张天舒已经被“管了起来”。

“要有运营公司的经验，要雇会计报税，要想办法合理避税，很难想象单打独斗的小代购怎样做下去。”张天舒说。

出于类似的原因，许多兼职代购赶在《电商法》生效之前果断“洗手”。不少人此前正是利用频繁出境的工作便利完成采购。一名刚刚终止代购生涯的导游表示，对她而言，代购只能被称为创收手段，而非本职工作，因为“持牌上岗”是不现实的，而一旦被海关截获或遭到举报，便很可能丢掉工作，同时影响以后的职业道路，“我们行业明令禁止从事代购，仔细考虑一下，不想留污点”。

与之相比，专职代购们一面在朋友圈发出类似“最后三个月”、“最后三十天”、“2019不再见”的状态，提醒买家抓紧时间囤货，一面在愈加严峻的形势下，尽可能地寻求生机。但监管力度的加大，已经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于是，“9·28浦东机场事件”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机场上演，代购出行频繁的日韩航班被重点排查。一个代购称，“只要不是七老八十拎不动箱子的，见人必开箱，开箱必‘有奖’”。有的海关工作人员甚至直接进免税店“捞人”。深圳海关在e道加装人脸识别系统，在大数据分析的支持下，过客过关时间、次数与退港记录等信息一览无遗，通过转运公司让货物取道香港入境的策略开始行不通。

两年前，自称“通关菜鸟”的金莉尚可以把项链、手镯随便掖在箱子的角落里，连包装盒也不用拆，如今，代购间通行的“通关诀窍”，只会令他们更快暴露身份。

“双十一”当晚10点，代购梁爽乘坐的从韩国首尔返回的航班，一降落在浦东机场，就毫无例外地撞上了大排查。依照以往的经验，她和朋友会进女厕暂避一阵，然后混进一群来自欧洲的通关旅客中。谁知敏锐的海关工作人员一眼瞄到了她们的行李牌：“韩国的怎么现在才出来？请这边开一下箱。”梁爽给出了一堆理由——身体不舒服上了个厕所、不想排队等，对方始终面带微笑，用下巴点着她的行李箱：“打开它！”

“根本逃不掉。虽然最后没罚多少，但案底在那儿，下次再被抓，就该‘血洗’了。”回家之后，忧心忡忡的梁爽联系了她的同行，发现被代购们视为“眼不见心不烦”的直邮行当也传来了坏消息：好几个人收到了包裹被查扣的短信通知，要提取只能自行前往机场处理。许多物流一听说目的地是中国，都拒绝发货……

由于非本国产品只能在机场提货，以往只有必须“人肉通关”的韩国行才会令梁爽感到心中忐忑，但当直邮也不再安全，出境“血拼”便演变为一次冒险。梁爽这时想到了“双十一”当晚，她在女厕里遇到的一个清洁工给她的劝告，宛如自己当下处境的写照：“姑娘，你就出去吧。他们都查了一整天了，摆明是冲你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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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爽的朋友圈拥有一个代购的标准配置：每日平均更新15条。“亲测有效”式文案中夹杂着大量emoji，配图的主角跨度极大，从颇占空间的小家电到“鸡零狗碎”的牙刷、发绳、安全套，从价值不菲的珠宝手表、名牌鞋包、高端化妆品到10多元一条的润喉糖……已经俨然一座小型百货商场了。“单子统统丢过来吧！只要不是带女优，都想办法满足你们！”在一次奔赴日本前的“召集令”中，面对覆盖吃穿用度各个领域的购买需求时，梁爽这样吼道。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焦虑的妈妈们远赴香港、荷兰、澳大利亚抢购奶粉，代购服务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的80后中产对境外商品的胃口却远不止于此，正如梁爽的朋友圈所展示的，他们秉持的是与老一辈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优质、有品位、注重细节，价格务求合理，选择必须多元。

“化妆品、护肤品只在原产地买。母亲节期间台湾一年一度的‘大打折’绝不能错过。最重要的是，我必须通过一些因为购买频率高而拥有vip身份的人，才能拿到想要的限量款包包……”生于1982年、坐标“包邮区”二线城市的蒋蔚选择代购的理由，几乎和她的“代购经”一样丰富。

对于被互联网武装起来的80后而言，做出“最优选”的过程轻而易举。因附加了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价格昂贵的进口商品、自己所在城市奢侈品店中有限的款式，早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签证与便利的交通，也在降低出境购物的成本——一本护照，一张机票，几只28寸行李箱，便可以换回丰厚的利润。一些廉价航空提供购买行李重量的服务，即使一个女生的行李达到其负重能力极限，也只需多付500元，几乎可以称作“上不封顶”。

代购至此进入了“全民上马”时代，在异国读书或处于毕业与求职“间隔期”的留学生、辞职在家却急需奶粉钱的“新晋妈妈”、远嫁国外而因为种种限制不能就业的全职太太则是代购大军的主力。对他们而言，做代购是作出进一步人生规划前，能够迅速自食其力的上佳选择，梁爽则从中找到更为抽象的意义：平等。

“无论你结没结婚、生育了几个孩子，做代购机会是人人均等的，比起职场女性受到的歧视，可以说相当正能量了。”梁爽说。

然而“躺赚”也并非事实。为了确保第一时间拿到货，许多韩国代购会在免税店晚7点下班之后，带着棉被和小板凳占位等候，乃至后来发展到雇佣留学生代为排队，每次得支付后者1000元上下的酬劳。

对于自称“佛系代购”的菲菲而言，这些在朋友圈里就可看见的疯狂让她觉得“不值得”。即便如此，一趟韩国行潜伏的困难却绝不止于惊心动魄的“通关半小时”：

订机票时，除了考虑价格，还得研究代购群内部流传的一张浦东机场海关排班表，以避开因作风严厉而被大家称作“魔头”的几个海关工作人员的当值时间。

天不亮就出门，深夜回到旅馆，一天只吃一餐或者干脆不吃，这是采购日的常态，而一次在首尔站的换乘通道遇上行李传送带故障，两只塞得满满当当、怎么拎也纹丝不动的行李箱令她产生“想死的感觉”。

归国前提到货后，坐在机场出发大厅里拆封、打包的代购“满地都是”，“稍不注意就会被人偷走东西”……

这让菲菲不得不感叹：“太辛苦了，要不是想着完成重体力劳动后吃顿正宗的烤肉犒劳一下自己，真不愿意再来。”

在这种背景下，交易顺利与否往往取决于代购、买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按照菲菲的描述，“比起别家便宜几十块钱的价格优势，买家更认准你这个人的名声”。

作为“资深剁手族”的蒋蔚以“专业、知根知底、随时听候差遣”为准则，筛选向她兜售奢侈品的代购，希望他们“不要像我老公、亲戚和某些闺蜜一样，要么多跑两家就叽叽歪歪，要么彻底买了个错的款式回来，我还得强颜欢笑说谢谢”。

张天舒也在以各种方式筛选能够理解她们劳动价值的买家——“只做200块钱以上的产品，就能自动淘汰掉一批反复无常的低素质买家”，“有心询问我们欢迎，杀价太狠恕不伺候”。当然，对于买卖双方而言，代购名声中分量最重的那块“压舱石”，是货真价实。

但在代购们看来，《电商法》中关于“代购必须申请买卖两国执照”的有关规定，却在无形中破坏这种默契。

“这相当于一招封杀了一大批人在海外、切切实实可以接触到正品却没有条件回国办理执照的真代购。从以质量取胜，到‘赢牌照者赢天下’，这还不够ridiculous（荒谬）吗？”张天舒感到颇为不忿。

去日本、韩国“血拼”时，梁爽的微信不时会收到添加好友的请求，都是些拥有当地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商贩，称手头有大量免税店里难以抢到的紧俏货可以出售给她。“光看东西的品相和低到不正常的价格，就知道肯定是假的。”她以前总是一口拒绝，现在却会时不时担忧以后的事情：当像她这样永远亲力亲为的“人肉小代购”因为无法拿到卖方国执照而遭淘汰时，为中国小中产们“带货”的，会不会就是这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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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电商法》没有出台，代购们的生意也会越来越难做，因为跨境电商和海外网站在中国的兴起，分流了代购的客户。而在加强管控的同时，官方也推动了多轮降低日用品关税的工作，在2015年至2017年两年内，覆盖了300种日用消费品……在“蛋糕”逐渐变小的同时，分食“蛋糕”者却在增加。

“美国线在代购圈里业绩一直算好的，但干这行也真是不挑人，吸引了很多没底线、没原则的大妈。她们集体行动，杀价的时候出手特别狠，把整个同行的价格都拉低了。”张天舒遇到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在《电商法》生效前的最后几个月疯狂“扫奶粉”的正是一群中国大妈，在“联合起来可以决定墨尔本奶粉现货价格”的宣言之下，代购变成了某种垄断和囤积。

而在金莉女儿的印象中，那些靠代购赚外快、过“间隔期”和自己同校的“中国小孩儿”，频繁通过请病假、休学主动制造“间隔期”，为照顾生意赢得时间。“做代购的人越来越多，想保持竞争力也越来越难，必须马不停蹄地跑商场、做直播、回答问题。那些来买东西的都不傻，手里握着好几个代购，提个要求你没及时接话，生意就凉了。”

入行3年以来，菲菲不像朋友圈里的一些同行那样采取激进的扩张路径，即便如此，以往她飞一趟日韩，净赚1万余元的收益还是可以保证的。2017年以后，这笔收益逐渐缩水成“赚个机票钱”，并终将被《电商法》中“两头纳税”的规定抹平。

据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的估算，如果在实施严格规管的情况下补回关税、消费税，并加上上升的物流成本、汇率损失等，代购手头经营的一些高税收商品，如化妆品等，价格上升50%并不夸张。

同违法风险相比，彻底丧失价格优势正是许多个人代购决定另谋出路的重要原因。

“代购毫无疑问是游走在违法边缘的‘灰色职业’。但中产群体的消费需求在增加，优质国产替代品相对缺失，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代购就会有存在的理由。”提及《电商法》，好几位代购都作出了与蒋蔚如出一辙的表态。

董毅智十分赞同这种说法，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走向代购的反面——合法合规。“不妨采取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无论个税改革还是娱乐圈的补税风暴，更加严格地强调合法合规，是可以清晰感知的趋势。”

董毅智预测，在《电商法》的引导与规范下，物流、支付、税制、持牌等目前为公众关心的细则，会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慢慢落实，并同时引发行业阵痛，这都是合法合规的必要成本。只是，当个人代购迎来体量上的萎缩，被董毅智称为“《电商法》受益者”的海淘平台，同样会遭遇大面积淘汰。

“说到底，代购只是消费市场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产业升级的主力，无论扶持力度还是转型前景，都不会像预计的那样理想化。”董毅智说。

回国转战快时尚领域之前，唐雅曾在澳大利亚从事过多个欧洲奢侈品牌的销售工作，其中一家法国奢侈品牌以对代购“黑脸”著称，从“价格协调”到欧洲门店内保安的不友善态度，一度在国人中引发热议。但见识过进入闹市区门店“精准提货”，一句交流也欠奉的“土豪”，以及在机场免税店里提起两三条项链，“看也不看便去付款”的旅行团老阿姨后，唐雅觉得中国人与奢侈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有很大改善空间，而代购则是一种不理想的媒介。

“很多中国顾客对欧洲奢侈品牌的印象，通常是被有限的几种爆款包、鞋塑造出来的。代购的职责在于以高效、省力的方式让客户获得这些爆款，无形中也在强化客户们的刻板印象。其实每一个品牌都是一个完整的时尚体系——无论是设计、做工的学问，还是在店铺中参观和被服务的体验。所以，当朋友们拿着在代购那儿买的包让我鉴定真假、判断性价比时，我会感觉我们精心打造的品牌理念被直接忽略了。”唐雅说，比起提升销量，她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在店铺中驻足，并因为对品牌的了解与真心欣赏而成为稳定客户。

很多个人代购已经无暇思索类似的深重命题。对于他们而言，代购只是人生中的过渡区域。从香港到纽约，从留学、就业、结婚、生子到再次走进校园，张天舒过去“转折无数”的五年时光，与她的代购事业相伴相生。“但如果毕业后事业稳定发展，应该也会逐步放弃。”相比之下，尚未想到下一步的梁爽有些迷惘，“那就顺势而为，做好当下吧”。